赵书勤准备辞行。包母极力挽留，要他歇一晚再走。包悦彤也随声附和，说今天喝醉了，开不了车，只能委屈赵书勤住一晚，明早再走。但赵书勤去意已决，坚持要走。他焦躁不安，如芒在背，如何安心住下。

包悦彤无奈，只得再次上阵，醉驾送赵书勤去海拉尔。临行前，包母塞给了赵书勤一个大大的红包。赵书勤死活不敢接。包悦彤见母亲跟赵书勤推来搡去，磨磨唧唧，索性把红包抢过来，扯开赵书勤的衣领，直接塞入后背里。赵书勤没法，只得收下，千恩万谢，跟包父包母珍重道别。

路上，趁着酒劲，包悦彤将他们家过往的悲惨经历一五一十地向赵书勤还原了。在遇到商总之前，他们包家是整个乌达巴林牧民新村最贫穷的一户。由于之前是从山里搬迁下来的，他们家在乌达巴林没有一寸草场。政府除了免费提供一块宅基地，并补贴部分建房费用外，并没有从实质上解决包悦彤父母的就业问题。因此，一家人的生计一直没有可靠保障，仅赖包父到煤矿上干苦力，包母替人看管牛羊挣得的一点微薄收入维系生活。那时，包悦彤的祖父还在，常年抱病在床，是个药罐子。因此，一家人还得为祖父的药费操心。不用说，日子过得怎一个艰苦了得。包悦彤三姐弟自记事起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跟赵书勤一样，童年的记忆里，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饿。包悦彤上学念书，或靠学校减免，或社会救济，才得以勉强坚持下来。上高中时，父亲尘肺病发作，再也干不了高强度的体力活。家里也就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支柱，全靠母亲一人给其他牧民打短工苦苦支撑。

还好，煤矿老板尚有良知，给包父几万块钱作为尘肺病的赔偿。包悦彤靠这点赔偿款把高中念了下来。上大学后，包悦彤几乎没有一天闲着，课余时间全部用来打工赚钱。除了维持自己基本的生活开支，剩下的全部寄回家里帮衬日子。所以，四年的大学生活，包悦彤过得异常艰难。有时候，一包咸菜加几个馒头，就应付了十天半个月。那段时间，她的体重从未超过80斤。人又黑又瘦，跟猴子差不多。所以，同寝室的舍友都戏谑地称她为包猴子。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家里供包悦彤一人读书都相当吃力了。她的两个弟弟，也就根本没有多少机会上学。大弟脑子有问题，索性不给上。二弟读了两年小学，就被迫辍学，早早地担负起帮衬养家糊口的重任。

这样，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包悦彤一人的身上。她能闯出一片天地，家里就有可能实现浴火重生。她无所作为，家里就彻底沉沦。连基本的香火延续都要断送。冰冷残酷的现实，逼迫包悦彤必须想办法尽快改善家里岌岌可危的现状。这也是大学毕业后她频繁更换工作的原因。她就是想多赚一点，好火速将全家人从苦海中解救出来。

不过，饥饿和困苦带来的更多是肉体层面的摧残。对于从小就饱经生活磨难的包悦彤来说，贫困对身体的折磨，她早已适应了。她也不在乎。只要不死，她就永不屈服。最重创灵魂的，还是来自别人的肆无忌惮的欺辱和践踏。这是对自尊心的野蛮蹂躏。包悦彤一家原本生活在大兴安岭中。但山中的日子就像原始社会一般，实在没有任何希望，于是就响应政府号召，搬下山来。由于包悦彤的姑母，也就是李仲坤的母亲，嫁到乌达巴林，本着投亲靠友的打算，一家人就搬到了乌达巴林定居下来。然而，俗语说得好，穷时莫投亲，一投寒三生。对于包悦彤一家人的到来，姑母并不欢迎。在她看来，穷得叮当响的娘家人，就像一坨狗屎一般，搁到身边，除了臭，还是臭。因此，姑母总是想方设法把包悦彤一家赶走。包悦彤的母亲想去姑母家帮忙看牛羊，姑母万分不愿意，一直不予答应。后来是包悦彤的祖父出面相求，姑母才勉强应允，但把工钱压得很低。包母干了几个月，要求提工价。姑母没有答应。包母就辞职不干了，转而去别的牧民家打工。姑母又不同意，说包母去别的牧民家打工，是给他们李家抹黑，丢他们李家的面子，因此极力阻挠别的牧民家雇用包母。在姑母的撺掇阻拦下，其他的牧民家也不敢再雇用包母。包母没有工作，家里也就没了经济收入。因此，一家人少不得又怨恨姑母。姑母听到怨言后，直接杀上门来兴师问罪，用各种恶毒的言语羞辱娘家人。包母气不过，就跟姑母干了一架。从此，两家人彻底断绝了亲戚来往。

亲姑母尚且如此，其他牧民就更不用说了。总之，包悦彤一家就是乌达巴林牧民新村的出气筒。谁家有什么不愉快，往往都来找他们包家出气。谁家丢什么东西，都来找他们包家索要。包悦彤的母亲，几乎跟全村的人都吵过架。包家是全村的宿敌。由于势单力孤，村里人欺负起包家来，可以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有一次，大年三十早上，包悦彤一家人早早起来准备年夜饭。刚打开院门，就看见一具黑漆漆的棺材横躺在门口。几个道士正围着棺材做法事。包母大怒，去找殁者的家属理论，说大年三十，为何要把棺材摆到自家门口？这不是成心给他们包家找晦气吗？可那户人家却蛮横地说，他们包家的这块宅基地，原本就是村里的公用地。他们爱怎么方就怎么放。他们包家无权干涉。母亲无奈，只得默默忍受。因为，人家说的也是事实。他们家的这块宅基地，以前确实属于村里的公用地，是政府跟村里协商，才免费提供给他们包家建房。那户人家为了扫净房子好过年，就在未到出殡吉时的情况下提前把灵柩移出宅子，搬到包家门口暂厝。那个大年三十，面对一个死人堵在门口，他们包家一点过年的心情都没有了。当别人家在噼噼剥剥的爆竹声中欢天喜地地迎热热闹闹地接新年到来时，包悦彤一家人只能坐在炕上凄凄惨惨地默默垂泪。这还没完。第二天，大年初一。死者家属来出殡，发现停放棺材的高凳边有一坨狗屎。家属立刻雷霆大怒，认为是他们包家放的，目的是玷污死者和家属，要他们包家负责洗干净。而所谓的洗干净就是花钱请道士做法事，祛除笼罩在死者身上的污秽之气。因为马上就要出殡了，道士趁机漫天要价。他们包家哪里能拿得出手这笔钱。而且，也不是他们包家干的，他们也不愿意拿。但死者家属一口咬定就是他们包家干的。不处理，他们包家今后休想在乌达巴林立足。死者家属凶神恶煞，盛气凌人。慑于对方的淫威——他们家族里有好几个人在政府做事，包家如若不从，今后势必真的难以再在乌达巴林生存，于是只得把家中仅剩的百多块钱，外家一只老母鸡，赔给对方，算是息事宁人。对方还要求包家把棺材边的狗屎清理干净。包悦彤奉命前往处理。就在她准备把狗屎铲掉时，死者的一个家属突然冲上来，抓起狗屎就往包悦彤的嘴里死命地塞。包悦彤被狗屎呛得连连咳嗽，脸上和脖子都涨得紫红，差点窒息。

类似的欺凌事件，包家不知经历了多少。包悦彤的童年，就是在全村人的冷眼、讥笑、辱骂、甚至殴打中度过。这在包悦彤幼小的心灵中烙下了无法磨灭的痛苦印记。她觉得他们家活得还不如牧场上的一条狗。至少，狗不被人随意攻击凌辱，还能吃饱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