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山之后得跟高宗承认错误啊，写这个认错书，说你别生气了，高宗说我没生气，我生

啥气，我要真生气我就动你了，你知道我怎么动你吗？太祖皇帝有一句话，犯吾法者，惟有

剑耳，说我不生气，生什么气？我要真生你气，就弄死你，这是两个人第一次翻脸。

另外一次翻脸呢，也是岳飞的性格问题，他老替皇上操心，说皇帝总不立太子可不行。但高宗也有难言之眼，因为他在扬州逃跑的时候，据说受到惊吓，高宗皇帝落下了毛病，一直没有后代。后来养了当年的太祖皇帝的两个七世孙！一个叫赵伯琮，一个叫赵伯玖，两个孩子养在宫里。

而岳飞一直认为应该立那个赵伯琮为太子。岳飞当时怎么做的呢？他还是有点脑筋得，他自己不让别人参与这事，一个偷偷躲在船舱里练小楷，然后自己写的奏章，然后跑到那儿给皇帝念奏章，结果念的时候，高宗就冷冷地看着他，念吧！然后一阵冷风刮来，那个奏章刮到地上，岳飞哆哆嗦嗦大汗淋漓，他也觉得这事做的太过分。

最后高宗就跟他说了，说这种事哪是你这种掌兵权在外的武将该管的啊，如果你是文臣

你说这话可能还是爱护国家，你武将啥意思？各位你要知道立太子这件事情在封建王朝的时

候那是天大的事情，说白了这叫炒期货，你不就是想未来谁当皇帝吗？你这个时候说伯琮当

皇帝当太子，那意思就是我百年之后，那下一任皇帝你有拥立之功啊！

所以过去的谁当太子这个问题上是宫禁当中最严肃最碰不得的一个话题，为什么说康熙

皇帝后来建立了叫秘密建储制，跟雍正俩人，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说我不是不立，

我立了，但立的是谁谁都不知道，我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头，我死的时候，一翻两瞪眼，

开箱彩票才开出来，提前谁都别攀附哪个太子哪个皇子，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创新。

但是宋代的时候没有，赵构就觉得那你岳飞啥意思？你统兵大将，天天捅着我立太子。所以后来高宗非常不高兴，但是这种不高兴可不是高宗赵构一个人。当时还有一个人，也是主战派，对岳飞也很好，是那个宰相叫赵鼎。赵鼎就把岳飞的那个叫薛弼参谋官叫来，说太糊涂了，这种事是他能干的吗？只能有一次，这个事可不能有第二次。

所以你看岳飞性格确实有问题，可是岳飞的性格问题真的又能导致他被杀吗？我觉得还不至于。宋代是比较仁厚的一个王朝，为什么还是要杀了岳飞？军权剥夺不就可以了吗？

这就又得说宋代的政治，宋代的政治其实从北宋仁宗开始的，从哪儿开始就完成了一个叫士大夫阶层的觉醒。刚开始的时候宋代人觉得录士大夫就是像唐太宗一样，一看这么多举子来应试，他就会感觉，哎呀！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都为我所用，可是到了仁宗朝再往后，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叫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那这个时候，士大夫的力量就开始成为朝堂上主导的力量，这就又暴露出了中国文化的

一个缺陷。就是士大夫基于意气，凡事认死理，凡事搞党政。就看宋神宗时候的事儿，包括最典型的王安石变法，那就是有你没我，咱俩不谈是非，咱俩就谈党派，你只要不是我这个党，你干什么都错。

王安石变法是错，后来司马光上台了。司马光上台之后，第一天就所有的新法全部废除。当时王安石在南京，看到有新法已经有了明显的功效，就很疑惑，为什么有效了也要废掉呢？因为这已经不是什么具体的政策之争，这已经叫国是之争，就是是非的那个是。

所以宋代后来王安石变法之后，翻过来调过去，这派上台那一派就彻底踩下去，反之亦然。所以整个宋代的政治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失去了弹性的政治。不讲实事求是，只讲党派之争。可是宋代的政治，越到后期，你会发现它丧失了弹性，到了高宗赵构和岳飞的那个时候，这个弹性就变得非常的脆弱。

当时朝廷上只有两派，第一派主和，第二派主战，主和派你说他一定是汉奸吗？不一定，也许他也是在为国家着想，为百姓着想，不想百姓再遭受战火。至于主战派是不是一定就是抗金名将，就一定是对国家好的人，也不一定。我们看后来的主战派，比如说打甲午战争的时候，翁同龢那些主战派，那就是误国的文人，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书生误国”。真正在前线弥缝这个大局的像李鸿章这种人都被污蔑为什么投降派主和派，所以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政治当中，真正说我敢跳出来说我主和，说这句话不仅要有政治智慧，而且要有道德担当，否则皇帝都不敢。

像明代的崇祯皇帝，他其实到最后也想跟后金谈判，然后派人私下去跟后金谈判，这个

意思刚漏出来，结果风声就漏了，然后他就只好把这个人杀掉，皇帝根本就不敢单说我投降，

我谈和，根本就不敢，因为政治已经变得失去了弹性，他只有站在两派当中找一派。

那既然国家的大计已定，说我们要跟金国谈和，那怎么办？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就必

须要去杀掉一个主战派的大员，只有杀你岳飞，其他人都老实了。

所以，综上所述，无论出于国家大计，或者出于岳飞性格，或者出于皇帝的猜忌，岳飞都必须死，没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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